| 发布日期：2024-11-04 10:37 点击次数：58 |
姚崇宋璟还有个共同的特点：反战。
唐朝疆域高宗时达到极盛，之后开始走下坡路，有两个原因，一是出现多个强敌，西北的吐蕃、北方的东突厥，东北的契丹、奚；二是东西两面作战，国力不太够。
李隆基上台还是这么个情况。
北方，张仁愿筑三受降城后，边境从黄河一线推进至阴山脚下，东突厥受到一定遏制，但实力仍然强大，突厥攻、唐朝守的形势并没有改变：'默啜（可汗）自则天世为中国患，朝廷旰食，倾天下之力不能克。’是最严重的威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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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杨《白话资治通鉴》
西边的吐蕃，武则天后期发生内乱，消停了一阵子，很快又卷土重来，和唐朝继续对峙于青海甘肃一线。到睿宗手上，又办了件傻事：当时吐蕃找到鄯州（青海乐都）都督杨矩，又拉关系又送礼，'请河西九曲之地为（金城）公主汤沐邑。矩奏与之。’
本来双方以黄河为界，现在把河边一块好地方白白送给敌人。'九曲去积石军三百里，水甘草良。吐蕃就之畜牧，因以入寇。’吐蕃以此为基地，积蓄力量，开元二年（714年）大举入侵，'矩悔惧自杀。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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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历史地图集－唐陇右道
东北的契丹和奚号称'两蕃’，势力相对较小，危害也没那么大，但就这哥俩，屡屡把唐朝打得灰头土脸。
睿宗先天元年（712年），唐军发兵二万、骑八千，大举进攻两蕃，大败，全军覆没。
开元二年，李隆基刚上台，想搞点武功，打算从这两个最弱的下手，不顾姚崇反对，发兵六万击契丹，唐军于滦河遭遇伏击，'唐兵大败，死者什八九。’主帅薛讷带着几十个人狼狈逃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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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杨《白话资治通鉴》
据说姚崇就任宰相时，向李隆基提了十个条件，《全唐文》收录他一篇《十事要说》，其中第二条：'朝廷覆师青海，未有牵复之悔，臣愿不倖边功，可乎？’青海大败后，朝廷不吸取教训，还在穷兵黩武，叫我干这个宰相可以，皇上得先答应我，不贪图边功。
显然，李隆基这条没听进去。没听进去也正常，但凡有能力的领导，谁不想搞点文治武功？李隆基这个人，讲好听点叫英雄主义，讲不好听叫爱出风头。其实领导那点心思，底下人都懂，就看你怎么应对。
姚宋二人的想法，是约束：'致君尧舜’，把领导往明君的道路上引。次一点象后面的张说，约束不住，那就尽量往损失小的方面引，比如修书、封禅。再次是李林甫、杨国忠那些人，领导要快活，让他快活就行了。当然还有更差的，比如后来一些宦官，故意把皇上往腐化堕落的方向引，好自己拿权。
宋璟对李隆基好战的心理，也是很警惕的。开元四年，东突厥发生一件大事：可汗默啜出征，收拾周边一些小的游牧部落，回来路上一个不小心，被敌人流兵杀死。刚好唐朝有个叫郝灵荃的军官出使突厥，跟对方接上头，带着默啜的首级返回。
'自谓不世之功。璟以天子好武功，恐好事者竞生侥幸，痛抑其赏，逾年始授郎将，灵荃恸哭而死。’
本来以为中了头彩，没想到宰相大人不赏识，反而有点嫌弃，给他压了一年多，才升个五品郎将，差不多大校准将这样子，一气之下，郝灵荃竟然翘了辫子。
其实，他大可不必着急上火，宋璟那么大领导，跟他小干部有啥过不去的，主要还是不放心皇上。
唐朝有个著名史官叫柳芳，生活在玄宗、肃宗时代，编写了最后一本官修国史，他有个描述：'姚崇、宋璟、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，镇以清静。朝有著定，下无觊觎。四夷来寇，驱之而已；百姓富饶，税之而已。’
姚宋二人都明白：打仗是花钱的祖宗，'兵’是武器，也是凶器，能不用尽量不用，总体是个克制的思想。《剑桥中国史》有类似评论，说姚宋执政是'一个巩固的时代，一个明智地运用皇权的时代，一个克制的时代，尤其是一个没有对外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的时代。’
开元八年（720年）元月，宋璟下台，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结束。接替宋璟的，是山西军政长官张嘉贞（并州长史兼天兵军大使）。
天兵军是开元五年新成立的一个兵团，八万人，驻地太原（并州）。当初为什么成立呢？因为默啜死后，东突厥部落离散，不少南下投奔唐朝（投靠了可以合法在边境放牧），其中一部分安置于山西。张嘉贞作为地方官，感觉管理上隐患比较多，上了个报告：'突厥九姓新降者，散居太原以北，请宿重兵以镇之。’谁出的主意谁负责，于是任命张嘉贞为天兵军团司令。
第二年，张嘉贞到中央开会，有人告发他当了司令奢侈浪费、收受贿赂，有关部门一查，是诬告。
“上欲反坐告者，嘉贞奏曰：'今若罪之，恐塞言路，使天下之事无由上达，愿特赦之。’其人遂得减死。上由是以嘉贞为忠，有大用之意。”
又过两年，宋璟罢相，任命张嘉贞为'中书侍郎、并同平章事’，四个月后，又提升为中书令，成为领头的宰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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